第一章
從一種人質情況到另一種情況
1 – 2 俄羅斯東正教被劫持人質
在精神領域沒有什麼是出乎意料的，即使我們並不總是知道如何理解它，因為如果從一開始就知道神聖的目標，那麼近兩千年前撒旦在十字架上被耶穌打敗的事實，這讓他對此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然後，這位墮落的天使使用了我們剛才描述的屬靈背景，其中只有教會中某些上帝的僕人被賦予了聖靈，以教育社會不要向撒旦開放壓迫性權利。祂將猶太/基督教文明中最弱的人困為繼亞當和夏娃之後的第二個人質。
從耶穌受難后的7世紀開始，聖靈的貶值使他能夠阻止猶太教/基督教文明的發展，使後來成為伊斯蘭教的東西採用其鎮壓模式，而對同一聖靈的高估導致君主制陷入對君主的偶像崇拜。最後一種情況使他在19世紀和20世紀能夠在精神上困住俄羅斯東正教，使其採用鎮壓模式，為史達林的人類滅絕辯護，從而以上帝之子的名義進行。
撒旦首先破壞了俄羅斯東正教體系的穩定，其沙皇被認為是國家和東正教的元首，不會犯罪。這個制度就是建立在君主的偶像崇拜之上的，然後成為撒旦詆毀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工作的跳板，把與沙皇相同的精神特徵歸咎於共產主義的最高領袖，基督教國的迫害者。隨後，他長期被奴役於這個反上帝的事業，直到這座教堂被完全劫持為人質，而它的一些牧師以前被賦予了聖靈。
這一罪行花了一個世紀的時間才通過洗腦實現，然後使全體人口受到壓迫制度的約束成為可能，並像耶穌基督里的上帝之名一樣，為史達林滅絕數百萬人類的行為辯護。他被稱為萬民小父並非偶然，因為如果直譯可以表示萬民之父的兒子，那麼實際上正是沙皇自己所代表的精神地位，他取代了它，使他今天成為國家的精神導師。就像耶穌的道成肉身一樣，通過對基督再來的純粹肉體的解釋。
根據歷史學家弗朗索瓦·澤維爾·科昆（FrançoisXavierCoquin）的說法，在俄語中，“小父親，和父親”這兩個詞確實非常不同。親切的矮小的“小父親”隨後被用來指代沙皇，他們被稱為沙皇小父親（царбатюшка），字面意思是“我的父親”或“小父親”（батюшка），牧師（教皇）的稱呼，而俄羅斯的彼得一世則擁有1721年由俄羅斯參議院授予的國家之父（отецотечества）的稱號。口語中的“小”（意為“人民的小父親”）特別用於最後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
後來，這個詞被應用於約瑟夫·斯大林，但為了保持準確，你應該避免使用中文中的小型“小”，這在一些錯誤的翻譯中可以找到（僅在法語中），因為它賦予了史達林溫文爾雅的性格，而這不是俄語昵稱的初衷。俄羅斯人給他起的真名是偉大的萬民嚮導 （веикий вождь народов） 或萬民之父（отецнародов），或萬國之父，沒有小的“小”。
一切都歸結為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起源，因為它 已經被認為從長遠來看會產生一種沒有階級、沒有政府、沒有金錢的社會組織形式，在這裡，物質財富將得到公平分享，以達到人間天堂。
在他們看來，建立這個系統當然需要一個革命時期，消滅國內外所有的批評者和冒犯者。任何被認為與黨的價值觀相悖的主張或意識形態，都必須通過被認為完全誠實的領導人和既定價值觀的捍衛者的行動，從地球上根除。或多或少地過了很長一段時間，考慮到每個人的充實和幸福將是多麼偉大，地球上的天堂就會強加於人。
正是在這方面，在這種撒旦意識形態中，史達林在他的精神後裔將天堂帶到整個地球之前，致力於在蘇聯人民中進行必要的滅絕。這就是弗拉基米爾·普京弗拉基米爾·普丁通過他對斯大林的崇拜而努力實現的任務，史達林於1953年3月去世，距離他出生僅五個月，即1952年10月7日。如果我們今天看到俄羅斯東正教遭受的劫持人質的高潮，它早在1789年的法國革命就開始了，儘管它已經在整個歐洲紮根了幾十年。事實上，這種意識形態誕生於哲學潮流中，這種哲學潮流已經開始產生人們的需求，而這些人們常常以上帝的名義被非常肆無忌憚的君主制度所奴役。這些潮流隨後導致英國君主制走向議會制，而 1789 年的法國革命將在短時間內產生共和國的建立，該共和國將很快被廢黜，轉而支援拿破崙帝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於當時最極端的哲學家來說，他的揮霍會導致神權君主制的恢復，然後是第二次革命。工人階級所獲得的不良社會結果開始產生沙皇們更加必須保護自己的潮流，因為他們中的一些人更關心獲得新的領土，而不是人民的福祉。
如果他們只被認為是國家的統治者，那只會對他們自己的主權產生影響，但鑒於他們已經建立在認為他們不會犯罪的偶像崇拜中，自988年基輔的弗拉基米爾一世以來，他們甜美的“小父親”稱呼可以用俄語解釋為“父之子”，也就是說，“上帝之子”，他們詆毀的是上帝。這個後代給了他們偶像崇拜的地位，這在君主制國家中沒有其他任何地方都是獨一無二的，儘管他們據說是神生的，然後在1917年被布爾什維克主義篡奪，布爾什維克主義使俄羅斯東正教逐漸屈服於布爾什維克無神論，漫長地墮入地獄。如果這涉及到教會本身，那麼平信徒受到的影響就更大了，因為從那時起，他從教會那裡接受了對上帝話語的解釋，被認為是來自基督的，就像從無神論戰鬥聯盟那裡得到的一樣。
數十萬人因信仰而被滅絕，包括許多不服從斯大林的東正教神父，以及烏克蘭大饑荒造成的數百萬人死亡，因此，通過德國/蘇聯條約，引導希特勒嫉妒數百萬猶太人、體弱者、同性戀者、吉普賽人和所有他根本不信任的人的滅絕制度。然而，史達林對希特勒的變心已經到了最背信弃义的，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認可了他在基督教西方的眼中。在史達林格勒被圍困後，他扭轉了東正教的局面，從1943年9月開始，對教會進行了某種形式的復興，使其有可能被共產主義國家的價值觀所奴役，而不是被神聖的價值觀所奴役。如果史達林這個人肯定沒有被賦予馬基雅維利式的智慧，以至於計算了蘇聯內部和國際層面的所有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宗教恩怨，並將史達林的名字、對納粹主義的勝利歸功於偉大的蘇聯的整個教會和國家。每個人都忘記了，或者假裝忘記了，這個「鋼鐵俠」，正如他的筆名所暗示的那樣，他本人與希特勒一起，透過這項德國/蘇聯條約，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有納粹滅絕行動的煽動者。
這足以攪渾水，雖然教會作為宣揚耶穌的國教仍然受到控制，但它採用了史達林的鎮壓模式。因此，在蘇聯隱含地出現了這樣的觀點：被召喚統治人類一千年的人將來自共產主義，而無需談論聖靈，也無需談論神聖之愛。然而，由此產生的宗教意識形態安撫了不知情的西方教會的反蘇主義惡毒，並在蘇聯和斯大林，尤其是歐洲的大多數人眼中恢復了活力。
今天的結果是世俗的東正教俄羅斯人民被劫為人質，他們的大腦完全忘記了耶穌基督里永恆之神的基督教價值觀。自從現任莫斯科牧首基里爾於2015年11月以俄羅斯東正教的名義為史達林和蘇聯政權平反，以平息其中一部分對史達林的指責以來，他們更加被驅使著走向斯大林主義的偶像崇拜。然後他用了這樣的話：”毫無疑問，一位帶領他的國家走向文藝復興和現代化的政治家的功績，即使他犯下了一些罪行。在今天的外行人眼中，這產生了使史達林成為一個優秀的東正教徒的可信度，包括弗拉基米爾·普丁聲稱史達林的精神血統是烏克蘭的救世主。他說，他這樣做是為了防止烏克蘭人落入所多瑪和蛾摩拉的魔掌，在他眼中，所多瑪和蛾摩拉是頹廢的基督教西方。
如果史達林這個簡單的人相信自己非常狡猾，那麼引導他的是一種邪惡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而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智慧。相反，是魔鬼的附身導致他為敵基督為那個叫做撒旦的壓迫天使準備了土壤，我們今天通過弗拉基米爾·普京和莫斯科的基里爾宗主教找到了他的精神滿足。因此，他們利用上帝的話語為自己謀取利益，沉著冷靜地撒謊，每個人都對此感到震驚，因為它是如此明目張膽，只有他們相信沒有人能看出它，他們才如此確信自己作為小間諜的優越性。
正是這次對俄羅斯東正教的劫持，現在將滅絕者史達林置於救世主耶穌的位置，取代了救世主耶穌，他為赦免任何悔改的人的罪孽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那麼我們必須保持警惕，不要譴責這個異端中的任何人，而是這個異端本身。然後，我們有責任與煽動劫持我們俄羅斯兄弟的人質進行信仰的美好鬥爭，以便他們充分參與解放對自己國家的所有撒旦壓迫，同時不要忘記為烏克蘭的物質解放所需的所有物質投資。
我們都是簡單的人類，正朝著造物主的未來邁進，我們個人和集體的困惑絕不能成為人類譴責的對象，以便結出好果子，因為正是在這些譴責中，我們在上帝的眼中變得不公正。
耶穌不是為了審判世界，而是為了讓世界可以被他拯救。耶穌為每個人提供了離開舊世界的能力，舊世界仍然處於這個壓抑天使的監護之下，帶著他們進入這個世界，走向明天的神聖之愛。如果我們相信我們正在傾聽它，那麼我們不應該譴責犯錯的人，而是如果有一個錯誤，就譴責它本身。如果我們屈服於人類的定罪，那麼我們就有責任敞開心扉意識到我們自己的矛盾心理，相信自己在基督裡，並採取與他相反的行動。這就是為什麼如果我們的西方社會被上帝引導做出激進的決定，比如有一天不得不對俄羅斯發動戰爭以保護烏克蘭，那麼它不應該針對俄羅斯人，但反對今天將他們與這個鎮壓的監護人聯繫在一起的意識形態。就像他們之前的許多人一樣，他們只是把他和上帝混淆了，正如我們將在閱讀過程中看到並試圖證明的那樣。
靈性確實比我們想像的要具體得多，因為在我們出生之前，它在我們的大腦中初始化了一個動物的精神版本，然後我們的遺傳學才為其提供程式設計，併為我們的整個情緒系統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然而，正是這種情感系統對於根據神聖價值產生任何行動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話語，這就是為什麼每一種形式的行動都誕生於我們被賦予的靈性中，沒有人能逃避它，即使是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也不例外。
正是在這一點上，在更仔細地研究了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區別之後，儘管兩國都來自同一個蘇聯，有著同樣的精神信仰，我們都將一起看看我們可以支配的靈性選擇。
